“仪封人”,辜鸿铭译为“an off icer in command of a certain Pass”,“负责管辖某个关口的官员”,也即疆吏之意。三国时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东汉郑玄注:“仪,盖卫邑。封人,官名。”
文中,“丧”译为“your present want of official position”,“你们目前没有官职”,指孔子的学生们目前尚无官职。“无道”,译为“without the order and justice of good government”,“没有善政下的秩序与正义”。那么,“道”自然就是有秩序与正义的善政。这是辜鸿铭在政治概念上对“道”的解释。
“以夫子为木铎”一句,辜鸿铭译为“make use of your Teacher as a tocsin to awaken the world”,“以你们的老师为一个警钟,来唤醒世界”。辜鸿铭认为,孔子生活的时代,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混乱,而孔子则为未来的文明奠定了基础。他在《中国人的精神(在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)》中说:“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——那时封建时代已进入末期。半宗法式的社会秩序和统治方式必须扩建和重建。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必然带来了世界的无序,而且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。……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觉醒,探寻事件的因果,这无异于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——自由主义精神,追寻事物因果的探索精神。有着这种现代精神的中国人,认识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与现实生活已不甚相符,他们不仅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文明,而且还要为之寻找一个基础。但是在中国,为这个新秩序和文明寻找基础的尝试均告失败。……”(夏丹等选编,《辜鸿铭作品精选·中国人的精神》,第36—37页)
那么,孔子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?辜鸿铭又说:“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,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,并阻止文明的毁灭。……当孔子看到中国文明这一建筑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毁灭时,他自认只能抢救出一些图纸。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东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古老的经书中——即著名的五经之中。因此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,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。”(同上,第37—38页)他进一步说:“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按照文明的蓝图做了新的综合与阐发。经过他的阐发,中国人民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——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的、合理的、永久的、绝对的基础。”(同上,第38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