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。

本章四科之分，见孔门之因材设教，始于文，达之于政事，蕴之为德行，先后有其阶序，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标。四科首德行，非谓不长言语，不通政事，不博文学，而别有德行一目。孔门所重，正在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不务求禄利有表现，而遂特尊之曰德行。自德行言之，余三科皆其分支，皆当隶于德行之下，孟子称冉伯牛、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，此三人皆在德行之科，可见德行之兼包下三科。文学亦当包前三科，因前三科必由文学人门。孔门之教，始博文，终约礼，博文，即博求之于文学。约礼，则实施之于政事，而上企德行之科。后世既各鹜于专门，又多重文以为学，遂若德行之与文学，均为空虚不实，而与言语政事分道扬镳，由此遂失孔门教育人才之精意。即孔子及身，已有我从先进之叹，而《论语》编者亦附记此四科之分于孔子言先进后进两章之后，是知孔门弟子，虽因风会之变，才性之异，不能一一上追先进弟子之所为，然于孔子教育精神大义所在，则固未忘失。后进弟子中如有子、曾子，亦庶乎德行之科，故犹为并辈及再传弟子以下所推尊。本章所以不列者，颜闵诸人已足为德行科之代表，有曾皆后起晚进，故不复多及。

德行：颇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：此下非孔子语，乃记者因孔子言而附记及之，以见孔门学风先后之异。若记孔子语，则诸弟子当称名，不称字。四科中前三科，皆属先进弟子，惟第四科文学子游、子夏属后进，亦不从在陈蔡。或疑游夏亦在相从陈蔡之列，以年龄计之，决知其非。或以此下另为一章，则从我于陈蔡两句，全无意义可说，今不从。

文学：子游、子夏：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，皆与言语政事相通，本章文学特成一科，盖所偏重，乃若与言语政事两科有异。子游、子夏于此最所擅长，不惟子贡、宰我、冉有、季路非其伦，即颜闵、冉伯牛、仲弓视之，殆亦有逊色，故游夏得于三科之外特标文学一目。此可见孔门晚年文胜之风。

①文学——指古代文献，卽孔子所传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等。皇侃《义疏》引范宁说如此。《后汉书·徐防传》说：“防上疏云：‘经书礼乐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”。似亦可为证。又这一章和上一章“从我于陈蔡者”不相连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说这十人卽当在陈、蔡之时随行的人，是错误的。根据《左传》，冉有其时在鲁国为季氏之臣，未必随行。根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当时随行的还有子张，何以这里不说及？根据各种史料，确知孔子在陈绝粮之时为鲁哀公四年，时孔子六十一岁。又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子游小于孔子四十五岁，子夏小于孔子四十四岁，那么，孔子在陈、蔡受困时，子游不过十六岁，子夏不过十七岁，都不算成人。这么年幼的人卽使已经在孔子门下受业，也未必都跟去了。可见这几句话不过是孔子对这十个学生的一时的叙述，由弟子转述下来的记载而已。

这一节列举孔子门下弟子的不同专长。辜鸿铭把“德行”译为“godliness and conduct”，“信仰与品行”；“言语”译为“good speakers”，“善于辞令”；“政事”译为“administrative abilities”，“行政能力”；“文学”译为“literary pursuits”，“文学的研究或追求”。这是对弟子各有所长的分类概括。